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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何处去寻企业家
大约在小学时，我就从教科书中读到过瓦特的故事。书上说，出生于工匠世家的瓦特自幼就对科学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通过观察开水推动水壶盖的现象悟出了蒸汽机的基本原理。长大后，瓦特不断试验，终于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蒸汽机。蒸汽机的发明大大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而瓦特也因此被尊称为“蒸汽机之父”。
受这个故事的影响，我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蒸汽机的发明不过是一个技术宅改变世界的例子。直到读了瓦特的传记，才知道这一切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尽管瓦特很早就发现了蒸汽机的原理，但将原理转变为可以应用的机器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在1765年前后，瓦特由于债台高筑，几乎放弃了对蒸汽机的研究。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位贵人——煤矿主罗巴克。罗巴克帮助瓦特偿还了债务，并提供经费支持蒸汽机的研究和商业推广。正是由于罗巴克的帮助，瓦特几近搁置的研究才得以继续，并于1768年发明了现代蒸汽机。但罗巴克还没等到分享蒸汽机带来的利润，就由于财务恶化破产了，而瓦特也再次陷入困境。幸运的是，经营五金生意的博尔顿在此时出现，继续支持瓦特的研究，并对蒸汽机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博尔顿让整个英国开始“为蒸汽机着迷”，真正的蒸汽时代在这个时候才拉开了序幕。
著名历史学家保尔·芒图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发明是一回事，会经营利用发明物却是另一回事”。如瓦特般一心一意做研究，精益求精搞发明的工匠当然可敬，但是如果没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慧眼识珠，一直致力于支持瓦特的研究、帮助推广研究成果的人，那么蒸汽时代的到来恐怕还要晚上很多年。
无论是罗巴克还是博尔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什么人呢？简言之，就是一群为了追求利润而经营企业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经世济民的情怀，也没有改天换地的理想，同那些科学家、发明者相比，追逐利润的他们就是彻头彻尾的俗人。但是，如果考察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群“俗人”所起的作用却丝毫不容忽视。为了追寻利润，他们需要时时刻刻判断供需变化、猜测顾客心理，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在不经意间完成了驱动经济发展的两大任务——修补不均衡和创造不均衡。
所谓修补不均衡，就是调节供需状况。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可以达到最大化。但在现实中，不均衡现象却普遍存在。例如在某一时期，陕西的苹果由于供过于求只能以每斤几毛钱的价格贱卖，而这种苹果在北京则可能供不应求，因此可以卖出几块钱的价格。如果可以将陕西的苹果运到北京销售，就能同时让陕西果农和北京消费者获益。但是，这个任务应该由谁来完成呢？从理论上看，它当然可以由政府来完成，但由于在信息获取、程序协调等方面的困难，政府在调节供需方面的效率往往比较低下。相比之下，由企业家来发现和修补不均衡则会更有效率。出于对利润的追寻，各地的企业家都会致力于搜寻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一旦寻找到机会，他们就会利用价格的差异进行套利，将廉价的苹果从陕西贩运到北京，直到两地的价格逐步趋于一致。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企业家的动机是利己的，却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资源配置、增进社会福利的效果。
所谓创造不均衡，就是进行创新。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创新理解为一个技术概念，认为这是科学家或发明家的职责，其实这种理解并不正确。根据“创新之父”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应该被认为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它可以是引入新产品、新技术，也可以是开辟新市场、发现新原料，更可以是实现新的组织或管理方式。按照这个定义，创新更应该是一种市场概念——科学家和发明家至多只是扩大了生产要素组合的可行集合，而在这个集合中进行具体选择却是企业家的行为。例如，瓦特虽然发明了蒸汽机，但如果没有博尔顿等人的成功推广，那么它就仅仅是一个发明，而不能算作一项创新，对于社会也不会产生现实的影响。
在每次创新后，原有的市场均衡都将被打破，而新的不均衡又会引发新的套利机会，由此引导经济迈向新的均衡，直到新的创新再次打破这个均衡。随着这种循环往复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和居民的福利水平都将不断上升，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全部故事。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让经济趋向均衡，抑或是打破经济的原有均衡，都是企业家行为的后果。尽管这一切可能并非出于他们本身的意愿，但如果在谈经济发展时不提到他们，那就像讨论《哈姆雷特》 而没有提到王子一样（这种观点来自于熊彼特）。
既然企业家对于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发现企业家、用好企业家呢？
不要试图去培育企业家，而要让合适的人成为企业家。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企业家对于经济发展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各类政策优惠，鼓励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一个企业家能否成功，能否履行好修补不均衡和创造不均衡的职能，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主要是来自于先天禀赋，而非后天培养。根据比较公认的定义，企业家精神至少应该包括两个维度：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这两个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天生的。现实中，有一些人天生善于应对风险，也善于感悟市场、进行创新；而另一些人则天生厌恶风险，也不会创新。那么对社会而言，最有效的安排就是让前一类人成为企业家，而让后一类人成为雇员。如果我们通过扭曲激励，强行让后一类人成为企业家，就会造成人力资源的错配，不仅无法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反而会带来重大的效率损失。
应当创造合理的回报结构，引导企业家精神更多配置到生产性领域。既然企业家是经济人，那么他的决策就是受逐利动机驱使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力量保证他所做出的行为一定符合社会利益，它完全可以与社会利益无关，甚至也可以损害社会利益。根据其所暗示的行为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鲍莫尔曾将企业家精神划分为两类：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与非生产性或破坏性的企业家精神。在他看来，那些借助政治势力进行的寻租大多属于后一种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无论是古罗马那些游走于达官显贵之间追求政治报酬的人，还是古代中国那些“头悬梁，锥刺股”试图入仕为官的读书人，其身上都体现出了非生产性或破坏性的企业家精神。如果我们套用鲍莫尔的分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口庞大的中国并没有率先进行工业革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能人，而是扭曲的回报结构让本应推动工业革命的能人都成了政府官僚，而凝结在他们身上的才智也就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希望引导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就需要创立更好的制度环境，引导企业家精神更多地向生产性活动配置。
应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所有外部条件中，最重要的有三样：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稳定的政策预期和自由的金融体制。
先看产权保护制度。企业家的活动是一项长期的、艰辛的、充满风险的事业，只有让企业家充分享受到成功带来的喜悦和利润，他才会从事这样的事业。为什么像罗巴克、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会在蒸汽机真正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如此义无反顾地帮助瓦特？这绝不是出于对瓦特本人的爱，而是对潜在利润的追求。事实上，无论是罗巴克还是博尔顿都事先买断了蒸汽机的专利，如果蒸汽机果真成功了，他们将通过专利获取巨大的利润。倘若英国没有建立对专利权的有效保护机制，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仿制蒸汽机，那么我们将很难想象还会有人乐于帮助瓦特完成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
最后再看金融体制。企业家都是富有想法的人，但是要把想法最终变成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他们必须先有资金购买必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对创新活动而言，在新产品和新技术能够盈利前，通常需要经历很长时期的亏损。因此，如果没有自由的金融体制，他们就很难获得创新所需要的资本。事实上，很多经验研究已经证明，在金融管制严格的国家，其创新也往往乏善可陈。 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曾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波特认为，在这三个阶段中，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是逐次递增的。在改革的前30多年中，我国大体处在要素驱动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企业家的作用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发展必将向效率驱动以及更高的创新驱动阶段转移，企业家的作用将变得更为举足轻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当尊重企业家的地位，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企业家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历史上，我们错过了蒸汽机，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了不让这种错过再次发生，请尊重企业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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